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发布2018年度重大课题成果

推动质量变革和内容创新 全面提升新型城市智库建设水平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张跃国

近几年，我们全面分析研判新型智库发展方向、趋势和规律，认真学习借鉴国内外智库建设的有益经验，对标全球城市未来演变态势和广州重大战略需求，深刻检视自身发展阶段和先天禀赋、后天条件，坚持以“重大课题、重大平台、重大活动+舆论引导”为抓手，不断推动新型城市智库建设上水平，努力建成市委市政府用得上、人民群众信得过、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的新型城市智库。

在重大课题研究方面，紧紧围绕广州市委市政府决策急需的重大课题和广州发展战略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按照原来确定的战略转型、整体跃升的总体要求，提供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着力提高综合研判能力和战略谋划能力，力争成为城市发展战略问题和重大政策的研究重镇。初步形成了系统化设计、专业化支撑、特色化配套、集成化创新的重大课题研究体系，决策服务能力有新的突破和大的提升，诸多成果获得市领导肯定性批示或采纳应用，地位和形象得到很大改善，认同度、美誉度越来越高。

在重大平台建设方面，学术平台取得新突破，2018年全国皮书年会，广州市社科院有一本皮书获“优秀皮书奖”一等奖，一篇报告获“优秀皮书报告”一等奖，在所有皮书编撰单位中名列前茅；《开放时代》杂志连续4年在全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中影响力指数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社会科学》；目前正依托重大课题研究成果，组织出版广州智库丛书，使其成为展示广州市社科院智库成果和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窗口。智库平台建设彰显特色，先后成立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中心、广州“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广州公共政策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等十余个专业化智库平台，按照“实体+平台”“枢纽+网络”的运作模式对重大议题、课题开展长期持续跟踪研究和对外交流。国际合作平台建设日益深化，通过学术会议、课题项目、聘请专家和顾问方式构建国际交往合作平台。我们已与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大都市协会、世界银行、GaWC、牛津经济研究院、普华永道、日本森纪念财团城市战略研究院等国际组织和城市研究评级机构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乔治梅森大学、西班牙IESE商学院、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等建立了国际合作网络，开展实质项目研究与学术合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国家高端智库的项目合作和学术交流也不断深入。未来我们将按照枢纽型格局、国际化平台的愿景，全方位面向国际知名智库机构和国际性组织建立合作网络。

重大学术活动对广州和广州市社科院的宣传推介效果卓著。今年我们先后举办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交流会、2018年全球城市评价研究学术会议、第十五届“构建21世纪金融体系”中美研讨会金融创新与产业金融平行论坛、“‘一带一路’与广州国际大都市建设”国际学术会议以及全球市长论坛“一带一路”与城市建设分论坛等，汇聚国内外政、商、产、学界的领导者、专家学者，开展学术研讨交流，并通过主流媒体、新媒体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报道，为讲好中国故事、广州故事开辟新的通道。

积极发挥新型智库舆论引导的独特优势和重大作用，主动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开展阐释和解读。今年院专家学者接受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在内的境内外媒体采访达110多人次，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在科学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相统一的时代，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方法、工具也在分化和整合中不断重构。我们既要跟上时代，又要引领未来，能力跟不上、思想不适应将是长期挑战，唯有不忘初心、不负时代，永葆持续前进的动力，守正出新、会通适变，我们才有可能在思想和理论上有所建树。事在人为、功在不舍，我们要有决心，更要拿出行动。

加强科研工作过程管理 提升重大课题研究质量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许鹏

组织重大课题研究是我院改革发展的中心工作，其目的在于围绕决策需求、聚焦重点问题，全面提升我院的战略谋划能力和综合研判能力，力求出精品、出人才。在院党组的统一领导下，2018年度我院组织了14项重大课题研究，并加强和改进了对重大课题研究的组织管理。

1.高度重视，精心安排。我院年初即着手安排重大课题的选题及研究工作。院党组书记、院长张跃国同志亲自主持党组专题讨论会、选题论证会、专题工作汇报会等，对重大课题工作作出部署。各位分管院领导深入相关研究部门亲自组织研讨、确定课题研究的基本框架及内容要点，为课题研究质量的提升打下了良好基础。各研究部门认真组织，全体科研人员紧密配合，顺利地完成了各项课题研究任务。

2.立足长远，优化选题。在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系列重要批示指示讲话精神的基础上，我们制定实施了《重大课题研究方案》，尝试整合全院力量，转变分散式、零碎型、麻雀式的课题研究方式，进行集团式、系统性、长期性的决策咨询课题研究攻关。以“广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和“广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型全球城市”两大战略命题为中心，组织各研究部门根据自身研究特长，选择适宜在较长时期开展跟踪研究的课题方向。通过约请院内外专家充分论证，最终确定了全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供给、对外开放、科技创新、国际商贸中心建设等主题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3.动态管理，抓好落实。在课题选题、研究提纲设计、实地调研、阶段性成果报送、成果修改完善、课题评审鉴定等环节，科研处等部门注重做好过程管理和服务，强化研究规范实施、工作沟通协调和督促检查。年中，我们组织了对14个重大课题研究情况的调研，着重就课题研究进度、调研组织、数据采用、方法应用、成果形成及其存在问题和解决思路，与各研究团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特别重视推动各课题开展“深调研”，要求各课题将调研情况体现在最终成果之中，在课题评审中将“调研和数据采集情况”作为成果评价的重要内容。

4.打造精品,彰显影响。在课题成果形成中，我们按照新型城市智库的职能要求，努力推动“研究专报+刊物发表+成果发布+媒体宣传”的组合式成果转化。各研究团队积极配合，抓紧阶段性成果整理上报。目前年度重大课题的诸多成果已通过研究专报、《领导参阅》等形式报送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相当部分成果获得省市领导肯定性批示和相关部门的采纳应用，为省、市及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我院专家学者还通过重大课题研究出版发表了系列论文和著作，并通过接受媒体采访等形式宣传了重大课题研究成果。这些情况表明，重大课题研究较好地彰显了我院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建设全球城市：指标体系与国际比较

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近日发布了《广州建设全球城市：指标体系与国际比较》报告。课题组提出全球城市应具备的五大标志性功能，首次尝试建立“功能性要素+保障性要素”相支撑的全球城市指标体系，还构建了六大专项指数，分维度就广州迈向全球城市的态势进行比较研究。

报告显示：广州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大致位于第三梯队，在经济影响力、国际枢纽设施、文化资源、社会事业、人的现代化等方面位居国内领先水平，但离全球城市有一定差距；广州在国际知名度和认可度、文化原创力、社会治理等方面相对较弱，在总部吸引力、金融杠杆、创新实力等方面差距较大。

报告就广州迈向全球城市的路径模式得出若干战略判断。一是实施以“金融+科技+文化”为特色、以“CBD+高新区”为形态的实体经济支撑发展道路。二是立足于融入并引领大湾区发展，在推动湾区要素自由流动方面发挥“组织者”“引领者”作用。三是在加强全球软联系上下功夫，包括信息、技术、人文、外交、知识网络等联系。四是广州拥有开放包容的优良历史传统和市民文化基因，要注意把外籍人口纳入全球城市的战略谋划、形象塑造和文化建构中。五是注意平衡城市发展的快变量（经济、互联网、基础设施等）与慢变量（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培育、文化教育、生态环境等）之间的关系。六是注重协同打造广州城市发展的多元动力结构。七是要通过布局导入总部经济、枢纽型项目、新一代战略新兴产业、价值链高端业态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重塑国际大都市新型产业体系。

报告提出广州加快建设全球城市的对策建议：形成内联外通，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增强经济控制力，建设国际经济中心；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激发市场活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区域合作，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增长极作用；扩大国际交往，凸显独特城市魅力和国际化发展格局。

增强广州对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响应能力

区域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广州必须抓紧抓实新一轮发展机遇期、窗口期，主动提升对湾区的空间开放响应能力，积极融入国家区域发展大战略中，获取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全面增强综合城市功能，加快建成特色鲜明的国际大都市、迈向引领型全球城市。

明确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响应思路。坚持立足城市、融入区域、链接全球，致力于从全球、区域和城市三大空间维度提升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开放响应能力。定位到全球坐标系中，应发挥作为“一带一路”枢纽城市的优势，面向“一带一路”西线区域拓展城市的市场空间，增强城市的全球影响力、集聚力和辐射力。定位到湾区坐标系中，应以城市物理边界空间为基础，通过多重软硬联系网络建设推动与湾区各个主要功能区形成内外联动、虚实结合、协调发展新格局。定位到城市坐标系中，应加快构建南北联动、东西互济、均衡协调的枢纽型网络城市空间结构，拉开城市发展空间框架，提高深度城市化发展质量，增强对全球高端资源的集聚和承载能力。

明确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响应路径。以功能空间、交通空间、要素空间、产业空间四类空间为重点，面向湾区主动优化调整城市空间结构，加快推动城市空间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架接和建设融入湾区的交通设施网络、企业组织网络、区域创新网络、要素流动网络，更好分享湾区网络化分工效应、要素集聚效应、产业协同效应，利用湾区开放优势面向全球构建网络联系、拓展城市影响空间。加强与湾区中心城市、节点城市等不同等级城市和不同类型功能区的全方位互联互通和开放合作，在湾区城市网络中积极培育担当独特功能的空间新增长极，形成更加均衡的城市功能空间结构、交通空间网络、公共服务网络、城乡空间网络，增强城市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激发老城市新活力。

明确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响应策略。发挥政府推动、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积极作用，弱化GDP导向、强化综合价值导向，弱化行政边界、强化功能区引领，弱化分割竞争、强化分工合作，弱化空间距离、强化响应速度，弱化制度差异、强化规则对接，主动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推动人才、资本、技术、创新等要素资源在粤港澳大湾区优化配置，谋划建设面向湾区的标志性功能区，发挥吸附器和辐射源作用，增强广州的核心引擎和引领地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广州行动研究

哲学文化研究所课题组

当前，广州在文化传承领域面临着一系列需要关注的问题：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正面临着互联网新技术、新媒体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化方面，规划格局和视野不够宏大；对外文化交流面临瓶颈，文化交流形式较为简单、直观。

广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应在尊重优秀传统文化特色、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实施项目驱动战略。一是以德化民，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联系岭南文化、广府文化，将广州城市文化、革命历史、改革开放先进经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系统性的研究阐发，丰富内涵、合理凝练。要分阶段开展诚信广州建设工程、核心价值观“五进”工程、广州“好人”示范工程等专项工程。二是固本开源，再创历史文化名城新辉煌。要出台政策，对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保护与有机更新、传统业态调整与招商引资、环境维护与历史建筑管理等内容进行规范，引导区域内文化资源科学利用。要引导历史文化街区与商贸旅游、教育培训、休闲体验、社区生活融为一体，逐步还原岭南民俗风韵，注重开发新的文创业态和文化消费市场。三是多措并举，推动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生活。要适当引入现代工艺，通过现代化手段使非遗项目的核心技艺得到传承，产品和服务得到推广。要搭建广州重点非遗项目的数字博物馆、展览馆，对非遗项目所涉及的历史流变、传承人档案、制作工艺等进行数字化转换，以活态文化的方式展示广州非遗项目的精髓。四是强化体制建设，推动广州文艺创作生产向“高峰”迈进。要建立健全文艺创作组织协调、项目牵引等机制，构建文艺工作新格局。要深化文艺院团（企业）改革，开展文艺院团（企业）重组计划，提升创作主体实力。要实施高层次文艺人才培养与引进工程，建设一支有国际视野的文艺人才队伍。要搭建广州文艺作品展演与传播平台，实现优秀文艺作品社会效益最大化。五是民心相通，推进广州文化在交流融合中发展。要以南太平洋岛国、东盟、东非洲国家为重点交流地区，稳步开拓蓝色海洋交流通道。要扩展文化贸易，培育文化交流的市场机制。对接海内外高端文化贸易展会，打通境内外合作通道。要探索差异化合作机制，分类施策，提升合作的整体效果。

建设全球城市背景下的广州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城市管理研究所课题组

我们以到2035年广州建设成为“美丽宜居花城活力全球城市”为目标，研究了广州未来的人口及人力资源发展战略。

全球城市的发展与人口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在前期，伦敦等全球城市均经历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推动人口大集聚的历程。在中期，全球城市通过积极参与、引导经济全球化分工，塑造其全球性优势地位，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人口结构升级发展。在后期，全球城市以全球人才作为储备人口，通过开放性的移民政策，保障和调整人口的总量和结构均衡发展。广州当前处于人口发展的中期，面临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升级的双重压力。

广州当前人口规模足以与任何全球城市匹敌，年龄结构优势较明显，人口服务管理优势存在，宜居性和文化软实力雄厚。但人口集聚度不足，高学历人口、人才偏少，人口产业结构特征与全球城市仍有差距。近年来我国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生产模式、服务模式的创新阶段，劳动力素质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激发了人口活力。加之广州逐步迈向全球城市第一梯队，人口流动的开放性和国际化日益提高，为全球城市建设创造了利好。

广州要成长为全球城市，需重点突破以下人口发展难题。一是如何在当前城市化趋缓的压力下，增加集聚度和首位度。二是如何破解“半城市化”人口发展的不稳定性，建立稳定、开放的人口迁移体系。三是如何应对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后，全国、粤港澳、四小时飞行圈内其他全球城市的人口人才竞争。四是如何破解即将面临的时代性、不可逆转的人口结构性危机对劳动生产率和创新力带来的挑战。五是如何在当前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打破低人力资本的人口与低效率传统产业之间的低水平循环，为产业转型发展提供具有创新能力的优质人才和人口资源。

广州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具有系统性、前瞻性和创新性。一是系统谋划，顺应全球城市人口发展规律，从中长期制定符合全球城市人口特征的战略。二是未雨绸缪，积极储备未来人口资源，应对未来人口发展危机。三是开放包容，通过良好的公共服务与管理吸引稳定的人口资源。四是创新突破，从“人口增量”“人口素质”“人口产业结构”“完全城镇化”“银发人口”等多方面，开拓人口人才新红利。近期来看，当前的重点在于集聚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建议在积分入户、积分制指标体系方面有大幅度的突破，并将教育培训、保障性住房等作为重要抓手，形成人口与产业的均衡发展。

全面实现公共服务现代化

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所课题组

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的进程中，要迎接在农村公共服务、城中村公共服务、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老龄人口公共服务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全面实现公共服务现代化。

从差异到均等，增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广州在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区域功能定位、产业发展需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口流动规律等综合因素，建立健全与各功能区功能导向、人口分布相适应的统筹规划和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服务设施布局和资源配置，加快形成政府主导、绩效导向、多元供给、重点突出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格局。

从区隔到一体，建设融合型城中村公共服务。城中村的公共服务既存在物理边界内外的服务区隔，也存在“集体经济办社区”所带来的公共服务人群和服务内容的“差序格局”。城中村公共服务供给需要逐步弥合城中村的内外区隔，从分化走向融合。构建以社区为依托，政府基层组织、集体经济、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四位一体”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通过财政投入、引进社会资金、调动民间资本等方式，改善社区的人居环境，提升社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社区能力发展为驱动，对社区赋权增能，提升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参与能力和服务能力，实现社区融合发展。

从给予到嵌入，营造友好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营造友好型广州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需要明确各级主体社区公共服务权责，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服务网络，构建社区智能化治理，促进服务可及化、精准化，提高民生服务灵活度。在需求反映机制上，以网格化管理和社区议事会为主要抓手增强服务需求信息采集，确定服务议题。在资源配置上，在实现标准化建设的同时满足社区特征化所需。通过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打造多种社区公共空间和多样化社区活动，促进多元供给主体的“嵌入性”发展。

从兜底到普惠，构筑发展型老龄公共服务。老龄公共服务在把握保基本、兜底线的基本政策取向，强调政府优先保障基本生存类服务的基础之上，需要激励市场主体、社会主体更多地参与到养老服务的供给当中，形成“兜底网”+“社会网”+“市场网”的立体式养老服务供给结构，以符合老年人口分层化特点和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合理设置公共服务项目，掌握养老服务需求的动态变化，评估不同类型养老服务项目的绩效并做出适时调整。将满足老年人口医疗需求作为突破口，重点打造以健康为核心的养老服务体系。

推进广州国际商贸中心高质量发展

现代市场研究所课题组

近年来随着全球商贸格局的变化和电子商务的兴起，广州的国际商贸中心地位面临严峻挑战。为了在未来全球商贸格局中抢占有利位置，广州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一张蓝图绘到底，推进国际商贸中心高质量发展，再塑“千年商都”新辉煌。

新时代推进广州国际商贸中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有利于广州更好地发挥对外开放窗口和平台作用，更好地发挥广州“一带一路”重要枢纽作用，这符合新时代国家全面开放的战略需要。其次，有利于推进广州商贸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再造竞争新优势，这是巩固与提升“千年商都”地位的必然要求。最后，有利于强化广州城市服务功能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广州国际大都市建设达到新水平，这是推进广州国际大都市建设的重要举措。

为了客观评价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我们选取了包括广州在内的21个全球城市进行国际比较。根据2018年国际商贸中心指数大小，可以将这21个全球城市划分为四个梯队：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上海等5个城市构成第一梯队；巴黎、东京、芝加哥组成第二梯队；广州与迪拜、北京、首尔等城市组成第三梯队；布鲁塞尔、孟买组成第四梯队。广州的排名为第14位，较去年上升了5位。近年来广州金融、会展、航空航运功能不断增强，推动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地位不断提升。虽然广州国际商贸指数排名明显上升，但与知名全球城市相比，广州在城市商贸功能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国际知名品牌渗透率较低，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较弱；国际货物贸易的规模偏小，缺少期货交易所等高级市场形式；服务贸易总量小，信息、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国际会议发展短板明显；国际航空枢纽功能有待加强；等等。

新时代广州应把推进国际商贸中心高质量发展作为国际大都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努力补短板、强弱项，巩固传统优势，培育发展新动能。今后广州应以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为重点，打造贸易强市；以提升综合体验功能为主线，打造国际消费中心；以国际化和专业化为导向，打造全球会展之都；以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为核心，打造“网络商都”；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为目标，打造全球资源配置中心；以第二机场建设为主要抓手，打造国际航空航运枢纽。

提升“千年商都”文化软实力

历史研究所课题组

报告重点分析了广州“千年商都”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成因、内涵意义和特色优势，以期用翔实的历史经验为广州当下建设国际性营商环境提供借鉴，并对如何擦亮广州“千年商都”品牌，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思路与推进建议。

报告用海量翔实的史料勾勒了广州作为全球性港口城市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与所创造的辉煌奇迹，指出凭借古代海上丝路贸易主港的优势，广州历史上商贸文化的传承几乎从未间断。从公元前开始，2000多年城市商贸活动始终保持持久而稳定的繁荣，这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唯一的案例。通过对比国内外大的港口城市，课题组还得出“在全球55个一线城市中，历史超过2000年、从未衰落、今天繁荣依旧的现代化商业城市，只有广州”的结论。这是足以为广州“千年商都”文化正名，足以令广州人引以为傲的历史依据。 

报告指出，“千年商都”文化软实力是广州最雄厚、最具全球性战略意义的城市竞争力。挖掘“千年商都”文化软实力，可以从根本上提升城市文化自信，推动新时代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也有助于对广州城市形象进行精准定位，塑造开放包容的城市国际形象，助力广州建设引领型全球城市。同时，“千年商都”文化软实力也是广州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优势条件和重要基石。在“千年商都”的发展历程中，广州形成了内外通达的商贸环境和资源配置能力，粤商面向海外开拓跨国商业网络，在“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商业形象和声誉。

根据以上分析，课题组提出了一系列擦亮“千年商都”城市品牌的办法和建议，如建立“千年商都”博物馆；以“千年商都”为城市品牌与形象定位，制作“城市视觉符号系统”，传播与凸显“千年商都”的城市品牌形象；以“千年商都”为城市品牌，申办2030年世界博览会；讲述粤商故事，弘扬“粤商文化”；搭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与传播平台；传承“千年商都”务实、乐活的传统风习；整理出版呈现广州与全球商贸往来历史的资料与文物，重现海外世界的 “广州记忆”。

加快推动广州金融业对外开放

金融研究所课题组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金融业规模不断扩大，资产质量明显提高，资本实力显著增强，盈利水平和流动性保持良好。广州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广州是全国业务量最大的区域性资金清算枢纽城市，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国内领先。

广州是具备成为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潜力的城市。广州正以加快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天然条件、环境条件和金融体系条件等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必要条件，深入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充分条件和特殊条件建设，力争实现由区域金融中心迈向国际金融中心，由离岸市场直接迈向国际金融中心。因此，广州正依托国家金融业扩大开放的历史契机，紧紧抓住制度创新这一关键，有序推进广州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创建开放型金融市场，积极推动金融运行制度改革，优先在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建立金融业对外开放制度体系，高水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示范区，拓宽外资引进渠道，全面提升广州金融实力和国际金融地位。

广州正在以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为抓手打造全国一流的金融总部聚集区。一是通过打造区域性金融监管中心、区域性管理营运中心、区域性银行保险中心、区域性私人财富管理中心、区域性支付结算中心、区域性金融交易平台、区域性商品期货交易中心、区域性金融培训咨询中心、区域性金融监管中心和人民币资产交易中心等措施，打造金融要素市场齐备、交易活跃、服务完善的开放型金融体系；二是通过加快推进广州特色金融发展、鼓励引进外资银行等，探索发展影子银行体系等途径，打造辐射华南、服务全球的金融总部高地；三是大力发展会计、法律、信息咨询等金融相关中介服务业；四是通过扩大外汇交易中心广州分中心市场平台、建立区域票据交易平台、搭建各类区域性PE/VC等投融资交易平台等途径，构建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多层次金融市场平台；五是建立面向华南和珠三角、面向国内和面向全球的金融对外双向交流机制；六是通过鼓励外国投资者在广州设立外商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和开放外国投资者投资PE人民币基金募资新途径等，设立“财富广州外商投资基金”。

推动广州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广州经济实现新的跃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深层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企业发展面临较多隐性障碍，主动为企业服务意识不强；基础研究能力偏弱，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难始终未有效破解，科技创新服务不到位；对外开放和层次较低，结构有待优化，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仍然较高；金融业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机制不健全，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程度错配等。

推动广州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如下：1.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发扬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大胆创新、敢闯敢试的精神，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探索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误制度和违法行为甄别处理机制。增强主动服务企业意识，聚焦企业反映集中的办事环节痛点、堵点和难点，把疏通制度瓶颈和解决体制机制问题作为营商环境改革重点。2.着力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为重点，完善协同创新体制机制，破除影响创新要素流动的障碍和弊端，共同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构建国际化、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集聚全球高端创新资源。围绕“战略产业链”开展招商引资，加大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开放，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3.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建立与国家、省高端科研机构及高校对接，通过与这些机构合作，参与国家、省重大科技项目产学研，实施科学研究专项，衔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在国家、省有关部门支持下，布局一些科技重大基础设施及项目建设，从整体上提升广州科技竞争力。4.构建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创新资源能源集约使用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构建土地资源节约利用新机制，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建立能源监督监察制度。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建立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增强生态产品生产和供给能力；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探索领导干部资源环境离任审计制度。5.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农业农村市场竞争活力。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积极发展特色产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大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领广大农民奔康致富。

全面开放新格局背景下广州建设国际交往中心研究

国际问题研究所课题组

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广州建设国际交往中心是从更大格局勇当“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排头兵的有力抓手，是从更高站位当好“两个重要窗口”的核心举措，也是从更远目标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重要内容。国际交往中心内涵丰富，涉及多个层次的不同任务。其中，总部经济是国际交往中心的基础动力，公共外交是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内容，高端会议是国际交往中心的主要平台，涉外服务是国际交往中心的环境支撑，对外传播是国际交往中心的形象展示。

在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战略目标指引下，广州应坚持高点站位、世界眼光、统筹兼顾、创新驱动、特色支撑的原则方向，明确强动力、拓内容、搭平台、优环境、展形象五大重点任务，推动建设高水平国际交往中心。第一，发展总部经济，增强交往动力。不断强化总部经济政策的持续性激励效果，尤其是增加成长型总部企业发展阶段奖励支持。推动营商环境不断改革和完善，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形成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体系和信息交流通道，完善发展总部经济的软硬件支撑。第二，推进公共外交，拓展交往内容。整合全市公共外交资源，强化城市公共外交顶层设计。持续拓展对外交往布局，推动实施更多领域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针对海外智库、青少年、华侨华人以及来穗外国人等对象，制定丰富、新颖、灵活的公共外交活动。第三，举办高端会议，搭建交往平台。积极争取中央支持，在条件成熟时举办领导人峰会。利用“广州奖”的国际影响力，把全球市长论坛暨国际城市创新大会塑造为全球知名品牌。鼓励各相关主体采取多种形式每年举办一批行业性、专业性国际会议等。第四，改善涉外服务，优化交往环境。完善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各类涉外服务信息的沟通联络，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优化涉外行政审批服务流程，推进“一站式”涉外服务平台建设。提供务实便捷的信息服务，提升各类信息网站的多语种服务能力。第五，提升传播能力，展示交往形象。调动各类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培养内容发掘者、故事讲述者，借力国际媒体，加强城市传播渠道平台建设。创新对外传播内容，以讲好广州故事为引领，突出展示广州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

广东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模型研究

数量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课题对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结合广东经济和金融实际，从金融、宏观经济、房地产、财政和外部经济环境五个领域入手，构建了广东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模型，利用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各领域风险指标进行筛选、合成，得出广东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分领域风险指数和综合指数，得到了较好的结论和启示，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2010年以来，广东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变动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2010—2013年为第一阶段，风险综合指数在低位呈小幅变动走势，这段时间是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实施“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的阶段调整期，宏观经济政策由松趋紧，经济增速由高趋缓，综合风险指数处于低位盘整期；2014—2016年为第二阶段，为应对经济趋缓压力，宏观经济政策再次由紧趋松，经济下行压力有所缓解但房地产、金融等虚拟经济快速膨胀，导致综合风险指数快速上升；2017年以来为第三阶段，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实施，特别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力度加大，经济金融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释放，综合风险指数已从2016年的高位有所回落，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从目前来看，广东省房地产领域、财政领域的风险指数仍处于较高水平，是未来须重点关注领域。

报告提出了未来防范化解广东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一要构建地方金融风险防范体制机制，二要加强地方金融监管执法和立法，三要强化地方金融体系建设，四要重视财政和房地产领域风险，五要完善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全球城市科技创新模式与广州的选择

软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当前关于城市科技创新模式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科技创新模式是技术模式、组织模式、主体模式、动力模式、国际合作模式等的综合。本报告通过对2006年以来东京、伦敦、纽约、巴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八大城市国际PCT专利数据的挖掘，总结东京、伦敦、纽约三大全球城市及广州的科技创新模式，并提出了广州科技创新的政策取向。

三大全球城市科技创新模式：1.东京：技术领先的独立内生企业驱动型。东京有8个领域占全球该领域PCT比重10%以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本地企业具有极强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是其主要创新动力；但即使是创新能力强的大型企业也极少开展国际专利合作。2.伦敦：技术输出的内生企业驱动型。伦敦的本地企业积极与国外分支开展专利合作，其排名前十的PCT申请者的PCT申请量有超过一半是通过国际合作开展的。在洗涤剂组合物领域、化妆品配制品领域，伦敦有一定优势。3.纽约：混合驱动型。纽约PCT申请量排名前十的PCT总数中有45.36%来源于本地高校及科研机构，42.06%来源于本地企业，12.58%来源于外源企业，属于混合驱动型模式。

广州科技创新模式：企业偏弱的独立内生型模式。1.某一领域已走到世界前列。在处理硬币、纸币或类似的有价纸币的核算装置领域，广州PCT在全球占比为4.87%，已走到世界前列。2.组织集中度相对较低。广州PCT申请量排名前十的机构集中度为32.04%，技术集中度为40.60%，在八大城市中排第六位和第八位。3.企业的主体地位有待提升。广州PCT申请量排名前十的申请者中，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PCT申请量之比为0.58∶1，高于上海（0.27∶1）和北京（0.22∶1）。说明广州高校及科研机构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也折射出广州的企业创新能力相对偏弱。4.全球创新资源利用明显不足。广州申请量排名前十的PCT总数均由本地机构申请，而这些机构均未能开展国际专利合作。广州对全球创新资源的配置能力明显不足，将制约广州提升城市能级并发展为全球城市。5.重点技术领域差距明显。在数字信息传输领域，广州仅为深圳的0.71%、东京的2.56%；在测试及分析材料领域，广州仅相当于东京的1.69%、巴黎的6.37%。6.新兴技术领域落后明显。在无线通信网络、传输领域，广州的PCT申请量分别为深圳的0.32%、0.35%；在半导体器件、电池组、图像通信领域，广州仅相当于东京的0.69%、0.71%和1.11%。

广州要发展成为全球城市，未来必须在强化技术布局、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突破。具体来看，要关注未来市场的潜在需求以实施突破式创新；政府要主导布局重大关键技术；要发挥隐性知识优势，推动隐性创新；应发挥商贸优势，推进产品创新；以企业为根，服务于中小企业创新；培育挑剔的消费者以促进产业创新。 

广州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产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研究所课题组

报告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广州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分析广州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短板，提出了促进广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对城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衡量要体现在高效高质、创新驱动、均衡共享、绿色生态等几个方面。报告从产业实效、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社会价值、产业开放性、绿色发展六个维度选取17个一级指标，46个二级指标，构建广州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报告显示，近十年来广州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产业发展质量提升速度进一步加快。六大维度中，产业创新发展的提升幅度最为显著，对广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贡献最大，其次为产业共享和产业实效；产业结构和产业开放度的提升幅度最小，对广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贡献最低。

报告指出，2017年广州在全国主要城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中排名第四，次于北京、上海和深圳，处于第二梯队。具体而言，广州产业结构质量具有较大优势，仅次于北京，居第二位；在产业实效、产业创新性和产业绿色发展以及产业共享发展质量上，处于中上游。广州产业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与国内外先进城市存在差距，一方面，在产业实效、产业结构、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等方面与世界一线城市还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虽处国内一线水平，但后有追兵强劲，主要短板在于：规模和效益偏低，产业高级化程度不够，创新能力不突出，共享发展水平较低，绿色发展有待提高，尤其是开放程度下降，对外效应不显著。广州要提升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必须支持重点产业做优做强，加快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加大高质量项目投资建设，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万众创新发展格局；以产业优化促进就业和税源增长，提高产业发展共享水平；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合作，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节能降碳，促进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广州营商环境法治化保障机制研究

政治法律研究所课题组

该研究聚焦商事争端解决这个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的关键环节，认为广州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立足于满足本土企业日益多元的商事法律服务需求的基础上，提升涉外争端解决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争端解决平台，增强广州营商环境竞争力。

研究指出，近年来广州全市法院大力推进商事审判改革，审判流程和专业化水平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广州面向企业的仲裁和调解等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和能力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维权途径。广州下一步要做的是加强诉讼和非诉讼商事争端解决平台的相互衔接，借助科技手段进一步提高争端解决的效率、便捷程度和透明度，成为全国乃至国际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该研究建议，广州应该紧跟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最新发展趋势，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发力：一是充分利用自贸区、“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大湾区规划释放的政策红利，打造更加专业、更加国际化的商事争端解决平台。二是建立更清晰、高效的诉讼和非诉讼纠纷化解对接机制，增强企业对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的选择偏好。三是进一步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商事争端解决领域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大力发展在线争端解决，让企业获得更加智能、便捷的维权工具。四是鼓励和支持司法机构和社会化法律服务机构参与新类型、新业态争端解决的规则制定，让广州成为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新规则、新标准的重要输出地。

该研究还指出，广州对标国际先进做法完善商事争端解决体系，并不仅仅着眼于吸引国际投资，还应该让本土企业普遍获益。为此，应该加大面向本土企业的宣传，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关于诉讼和替代性纠纷化解的公益性宣讲、咨询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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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改革再出发  奋进新时代——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发布2018年度重大课题成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刘淼   排版编辑：刘淼